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道教界的重要活动和道教学术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道教发展的新气象与新机遇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自明清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道教却逐渐趋于衰落。早在明清时期，道教已被政治和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精英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和抨击。近代以来，道教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普世性宗教和世俗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理念)的巨大挑战。这些强势的外来的排他性独神信仰或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压缩了道教生存的空间。近代中国的西方化知识精英，视中国传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为"野蛮宗教"。他们主张"脱巫去魅"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导致道教徒的宗教信念弱化，精神萎靡不振。现代主流媒体中常见的批判"封建迷信"的话语，导致道教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为降低。外在的不利机遇，以及道教自身面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不力，是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衰落的主要原因。

20世纪上半叶是道教在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其社会影响力甚微，事实上已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三大主流之一的传统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道教界没有派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但仍被定为国家承认的五大合法宗教之一。这为其后来的存在和发展保留了一线生机，总算比历史上曾经地位显赫的儒教更为幸运。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落到实处，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近些年来自道教界领袖自己的评语，笔者认为这个评语并非虚言。无论信仰或不信仰道教的人们，都会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道教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新变化和新气象。

所谓新变化和新气象，一方面是指道教界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在自身教团组织和宫观建设、传统教义和仪式的研究与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在这些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更为可喜的是，道教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几年来，道教界开始积极宣传自己的传统教义和文化，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道教文化节、讲经会、斋醮法会，以及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笔者曾经参加过其中许多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道教徒，尤其是中青年信徒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比以往更敢于积极主动地宣传、展示自身信仰的特质，弘扬与道教相关的传统文化。这或多或少改变了近代以来道士在世人心目中萎靡怠惰的负面印象，有些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正面评价。

首先是来自各级政府的扶持帮助。例如2007年4月，由国家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陕西省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与道教界合作主办的" 会长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王卡为副主编组织全国各地道教专家，历时7 年，完成了《中华道藏》的编纂工作。这一工作的完成对未来促进道教的发展必定有重要的影响。《中华道藏》的顺利完成更开启了教内人士和学者通力合作的良好开端。另外，吴亚魁编《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对江南道教有不小的参考价值。杨世华、潘一德编《茅山道教志》对研究茅山道教有一定的价值。

经典研究方面。姜守诚的《〈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结合先秦、两汉及魏晋社会文化与道家道教的发展脉络，从成书过程、命论思想、房中观念、生育礼俗、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死后世界等角度对《太平经》作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道教思想研究。

道教思想一直是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哲学及炼养思想几方面。丹道思想研究领域，胡孚琛的《道教与丹道》是在丹道多年研究基础上的成果。丁常春的《伍守阳内丹思想研究》则是道教界对丹道思想研究的贡献。戈国龙的《丹道今诠——乐育堂语录注解》一书在深入解读古籍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炼养思想做了简洁明了的解释。赵芃的《道教自然观研究》一书认为道教自然观展现了道教文化的潜在价值和无穷魅力，必将对道教哲学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一定的影响。道教思想的研究已不限于哲学炼养，道教在美学、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德安主编的《中国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先秦至隋唐卷》一书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表现。申喜萍的《南宋金元时期的道教文艺美学思想》则从文艺美学思想的角度关注道教思想。郑志明的《道教生死学》则对道教生死观念加以研究。白才儒的《道教生态思想的现代解读——两汉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是学者对道教生态自然思想研究的又一成果。宗教比较研究方面毛丽娅的《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从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神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实践等角度，比较两种宗教思想异同。